01在杭州柳浪闻莺公园，“日中不再战”纪念碑立于1963年，碑文体现中日和平意愿黄金配资网，反映日本民间反思侵略历史。
02“千人坑遗址”位于富阳，碑名“奠”字肃穆哀伤，纪念数千中国同胞遇害，警示胜利来之不易。
031937年杭州沦陷期间，人口从60万锐减至20万，万克礼日记记录日军暴行，揭示侵华战争惨烈真相。
041962年“日中不再战”纪念碑落成，碑文强调永不再战，中日双方互立姐妹碑，见证友好交流历程。
05富阳“千人坑遗址”与受降纪念馆仅500米，记录日军暴行与中国人民不屈抗争，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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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今天，我们以“寻碑记”的形式，探寻历史的回响。
展开剩余92%大大小小、高高低低的碑，有的矗立在广场中央，有的深藏在莽山幽谷，我们寻碑，就是寻找历史。
因为有碑的存在，寻找历史不用跨越千山万水，也无需皓首穷经，只要你有心，历史就在身边，就在心中。
在寻碑的过程中，我们回望历史的记忆，他们有些在碑文里，有些在碑文外。
第一块碑，是和平的回响。
这块碑立在西湖畔的柳浪闻莺公园只有63年，即便往北走50来米，就能走进绿波荡漾的湖水中，她立在这里，还是如此安静。
虽然这块碑上没有“和平”两个字，但这块碑想表达的意思，就是和平。
这意思非常强烈。
这块碑的碑名是：日中不再战。
杭州柳浪闻莺公园 受访者供图
第二块碑，是沉重的铭记。
在浙北隽秀的山坳间，突然出现这样一块碑，甚至让人觉得突兀，因为碑名叫作：千人坑遗址。
这块碑的背面仅刻有一个“奠”字，肃穆而哀伤，祭奠曾被抛尸于此的数以千计的中国同胞。
这块碑东北方向约500米处，就是受降纪念馆。
村，以“受降”为名，地铁站，以“受降”为名，甚至通往这个村子的隧道，也叫“受降”。
这一系列的“受降”，无疑昭示着胜利，而千人坑遗址的存在，则在提醒我们，这胜利，来之不易。
富阳千人坑遗址 林云龙 摄
这两块碑，和无数块散落在山川大地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一样，铭刻着那段浴血奋战艰苦卓绝的岁月，定格着那场彪炳人类和平史册的伟大胜利。
山河无恙，碑铭永存。
那是残垣之上，中华民族挺起的不屈脊梁；那是艰险之中，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；那是勿忘历史的警醒，更是以史为鉴对和平的守望。
第一块碑 和平
8月底的一天，阳光像澡堂里的水一样泼在柳浪闻莺公园，“日中不再战”纪念碑躲在树荫里，碑前无人，只有景区保安范师傅，尽责地在小道上巡视。
范师傅在这里工作半年，他告诉我，半年以来，时不时会看到有游客在碑前驻足。
这块碑，是1963年矗立于此处的。当世界还在二战的阴影中喘息，距中日邦交正常化还有9年，岐阜，这个日本本州岛中部内陆市，为何如此迫切地表达和平愿意？
这与一个人密切相关。确切地说，是与一个人的儿子密切相关。
这个人叫松尾国松，战后岐阜市首任市长，他的次子，作为侵华日军中的一员，战死于中国。
松尾国松的次子叫什么名字，是如何战死的，史料没有记载，但是，抗战时期侵略浙江的日军中，有歧阜军团，尤其是占领杭州的日军中，以岐阜人为多。
往事沉痛
1937年12月24日，侵华日军南下，杭州沦陷。杭州城中的外国侨民记录下他们看到的惨状，后人可以在美国传教士万克礼写下的日记中看到。
“12月26日。今晚我们收容了1200名难民，昨天晚上只有150名——全部都是妇女和儿童，种种关于强奸和劫掠民宅的讲述吓得他们命都快没了。”万克礼写道。
“可怜啊，太可怜了。”
日军侵占杭州 受访者供图
《万克礼日记》完整记述了1937年12月23日至1938年2月2日之间杭州沦陷前后的史事。这些史料，收录于杭州师范大学周东华教授编著的新作《杭州，1938：海外档案中的日军侵华罪证》中。
一年不到的时间，杭州的总人口从近60万，锐减至近20万。
“40万人逃亡了，剩下的这将近20万人，是逃不掉的。”周东华说。
从1937年到1945年间，20万人度过的艰难岁月，不堪回首。
赎罪之心
惨痛的教训让我们相信，在日本没有真正反思之前，不会有真正的和平。可能到现在为止，还有不少日本人不能正确对待侵略的历史，但在失去次子后，日本人松尾国松当年的反思，应该是深刻的。
了解到民间正在商议日本送还中国劳工遗骸后，松尾国松主动推动这项工作，并派人于1956年8月把搜寻到的72具遗骸送往中国。
同年11月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岐阜各界代表访华。
同年底，外交学会副秘书长作为中国红十字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。
次年春天，由时任岐阜新闻社社长杉山干夫任团长的代表团访问中国。
受访者供图
5年之后的1962年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为中日关系破冰，主动向日友华人士抛出橄榄枝，岐阜产业文化代表团再次访华。
临行前，岐阜的团长杉山与新任市长、松尾国松的长子松尾吾策商议带何礼物出访中国。松尾吾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文房四宝，当场挥毫，写下“日中不再战”五个大字，并希望代表团把字带到中国后立碑存世。
在请示中央后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最终同意了岐阜在杭州西湖立碑的请求。但是在碑的背面，要加上一段碑文，内容如下：
日本发动侵略战争，给杭州等地民众带来惨重灾难。驻杭日军中，有大量岐阜籍士兵参与战争。岐阜人民对此深感痛心，愿两国人民友好相处，永不再战
受访者供图
作为交换，中方要在岐阜树一块姐妹碑，碑背后的内容不变，正面碑文，经过反复商量、请示，定为：
“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”
日本岐阜公园内的姐妹碑 受访者供图
碑文由时任杭州市长王子达书写。
一方不愿再战，一方要世代友好。对和平的理解与认知，高下立见。
友好往来
1962年12月，“日中不再战”纪念碑落成。
次年，姐妹碑在岐阜公园落成。
在风骨与风月并存的西子湖畔，“日中不再战”与岳庙、于谦墓并存，默默站立63年，静静地诉说着这座城市也曾饱经风霜。
而今年7月的一天，在日本岐阜公园内，完全模仿西湖，缩小版的三潭印月、九曲桥边，“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”碑前，来了一批小游客，其中包括杭州安吉路实验学校新七年级的魏泽瑜，作为青少年友好访日团中的一员，小魏与学军小学、学军中学、杭州市旅游职业学校的同学们一起访问了岐阜。
日本岐阜公园内的小三潭印月 受访者供图
1979年2月，杭州与岐阜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，成为浙江省、杭州市与国外最早缔结的友好城市。杭州市青少年代表团访日，是友好城市缔结45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之一。
在岐阜，小魏和他的同学们感受到了热情。“我感觉他们是真诚的。”小魏说。
从行动上看，岐阜确实是真诚的。从1986年起就被杭州人熟知的友好饭店，到今年7月13日，日本大阪世博会中国馆“杭州日”活动期间，几十年来歧阜与杭州的交流合作从未停止。
可友好的意愿并非一帆风顺。
63年前的那支“岐阜产业文化使节团”，团长本是81岁高龄的松尾国松。但临行前一天，却因政府和右翼势力的双重压力下被迫弃行。
直到今天，日本对侵略的态度仍难以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信服。和平之碑立在哪里，写什么，都可以商量，但善于反思的中国人心中有数：铭记历史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，走向未来之时，必须以史为鉴。来之不易的和平需全力捍卫，才能实现和平薪火代代相传。
第二块碑 铭记
“站在这里，连风的声音都像在哭泣。”第一次来到碑前的虞先生轻声感叹。
虞先生住在转塘，因工作常乘地铁前往富阳，一直对“受降站”充满好奇。在迎接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之际，他特意在周末前来，满足这份深藏心底的探访愿望。
“带着敬意走了一趟，静静感受那段历史。”他说，阳光下的纪念碑令人哀痛，可转身看到曾参观过的“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”，心中又涌起一股悲壮与自豪。
富阳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 林云龙 摄
深寂山坳
中国，富阳，新中国成立前地主宋作梅的一处厅堂，仍保留着当年的模样。1945年9月4日，就在这座厅堂里，日军第133师团师团长野地嘉平派参谋长樋泽一治及随员，向中国第三战区指挥官韩德勤及浙江省政府代表接洽投降。
之所以把洽谈点设在这里，是有原因的。这里是当年侵华日军一个重要的指挥部所在地。更因为500米外的一处大坑，深藏着中国人民的愤怒、灾难、血泪。
“千人坑遗址”，位于如今杭州地铁6号线旁的一处山坳间。
“千人坑遗址”与受降纪念馆所在的银湖街道受降村，是全国唯一以“受降”命名的村庄，其名正是为纪念在此进行的受降洽谈事宜。在此之前，这里叫做宋殿村。
宋殿村地处连接浙江东西部的咽喉要道，进可通达赣皖，退可扼守杭州。正因如此，1937年日军将村中地主宋作梅的宅院设为指挥部，此后相继成为日军江北指挥所及第105大队驻地。这座宅院中的一个厅堂，在1945年成了侵略者低头投降的见证地。
纪念馆内保存至今的受降厅 林云龙 摄
惨痛记忆
然而从遭受侵略到最终受降，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、付出的鲜血与抗争，远非一处厅堂“易主”所能概括。
纪念馆展柜中，宋作梅所撰《受降室记》字字泣血：“入此室者，不要忘记血泪交织的抗战史实。”
作为重要据点，日军在宋殿村大肆修筑工事，实行残酷统治。曾在村委会工作的潘忠华，多年来与村民一同记录亲历者口述。在他整理的《日军铁蹄下的宋殿村》中写道：水牢设在公路碉堡下，深约1.5米，水深0.7米；木笼以原木围成，绕有铁丝网，囚禁者只能任凭日晒雨淋；日军中队部门口设有沸水锅，屋后立着老虎凳，村中还专设一处“活靶场”。
全家13口惨遭射杀的陈春发一家、被军犬撕咬后刺死的马关林、被灌水压石板折磨致死的巴学仁、遭活埋的谭云亮……无数村民、抗日志士以及从外地掳来的难民在此惨遭虐杀。日军将尸体抛入山坳沟坎，填满一坑便强抓百姓掩埋，再挖新坑继续抛尸，这样的埋尸沟竟多达六条。
虽然称为“千人坑”，但实际在此的遇难者远超千人之数，仅宋殿本地就有370余名村民罹难。
抛尸这处山坳的遇难者数以千计 林云龙 摄
不屈之路
“以前村里还有几位老人，曾亲眼目睹日军的暴行。”村民胡先生说。抗战胜利后，乡亲们将坑中尸骨清理出来，安葬于后山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政府重新安葬遗骸，将“千人坑”遗址与受降厅修缮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即便如此，直到上世纪70年代，“千人坑”附近仍不时发现散落的白骨。
受降厅一侧，曾用于烫煮活人的铁锅锈迹斑斑。前来参观的苏先生说：“锈迹里都仿佛渗着血迹，这是整个民族共同的创伤。”
在这极致的黑暗与残暴面前，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在黄土之下涌动。
周阿根、潘木匠、王中领、史耀庭……本土抗日英雄谱写着当地红色抗战史，呼应着新四军的抗日号召。自发组织的乡勇、工人的罢工、农民为游击队秘密输送粮秣、浙东抗日联军在四明山与会稽山区的浴血周旋……
从“千人坑遗址”到受降厅，短短500米，是由无数坚韧、牺牲与不屈铺就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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